一,“要吃米,找萬里”的由來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1977年6月,萬里由鐵道部部長調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到任之後,他開始了“微服私訪”之旅,跑遍了當時安徽的74個縣市。他發現農村很窮,一些農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萬里感嘆道:過去只是聽說這裡窮,但是沒有想到窮到這種地步。

 

 當年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了這張“生死契”(互聯網圖片)

 

11月,萬里主持召開省委農村工作會議,制定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這就是以後影響深遠的《六條規定》。 《六條規定》的出台,立即轟動全省,震撼全國,預示著一場深刻的農村革命的前奏奏響。 《人民日報》以頭版顯著位置發表題為《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的文章,並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看到後,當即給予熱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乾旱。全省約6000多萬畝農田受災,400萬人口的地區人畜缺水。萬里急從北京調來打井隊,支援安徽災區抗旱救災。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來​​。關鍵時刻,在萬里主持下,省委作了兩項決策:一是“破產抗旱”。即從財政上撥款,有多少錢拿多少錢,用於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藉給社員種麥種油菜,超過計劃擴種的小麥,收穫時不計徵購,由生產隊自行分配,並鼓勵農民開荒多種,誰種誰收誰有,國家不徵公糧,不分統購任務。由於政策得力,安徽當年獲得農業豐收,糧食產量達290億斤。 1978年的安徽大旱,沒有餓死一個人。

在省委農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農村落實“借地度荒”政策邁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縣山南公社小井村黃花大隊黨支部在區委書記湯茂林主持下,連夜召開了黨員座談會。參加會議的21名黨員共同約定,實行“四定一獎一罰”的包產到戶責任制。 “四定”是定任務、定產量、定工本費、定上交數;“一獎”是超產的獎勵60%;“一罰”是完不成任務的責罰100%。 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連續兩天召開幹部大會,1697畝耕地,一夜之間,分給了村民。

對這樣的大膽探索,萬里給予積極支持。 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專題研究了山南公社包產到戶問題。萬里在會上的發言中指出:“我主張應當讓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在小範圍內試驗一下,利大於弊。暫不宣傳、不登報、不推廣,秋後總結了再說。如果試驗成功,當然最好;如果試驗失敗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們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個村——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悄悄開始了一場新的試驗。他們的辦法是“大包乾”,即把生產隊的土地分到戶,包乾經營。這天晚上,全隊18戶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產隊社員嚴立華家,舉行秘密會議,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產生的後果,會不會被扣上走資本主義的“帽子”?生產隊隊長嚴俊昌承擔著更大的風險。為了共擔風險,社員嚴學立受眾人委託,提筆在一張紙上寫下了一份“生死狀”:“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們保證把我們的孩子撫養到18歲。”18戶農民都在這份合同書上按了手指印。於是,全隊人連夜抓鬮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個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這一年,小崗生產隊取得了大豐收,收糧13.2萬多斤,相當於1966-1970年產量的總和;生豬飼養量135頭,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年;賣油料2.4萬斤,超過任務的80倍;向國家交售公糧2.99萬斤,完成任務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崗村的可喜變化,萬里由衷的高興。他對小崗村的干部群眾說:“你們這樣幹,形勢自然就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幹,就怕沒人敢干。你們這樣乾了,我支持你們。”鄧小平對小崗村的大包乾也給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萬里離開安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全面主持農村改革。對於萬里在新時期農村改革中的貢獻,黨中央給予高度評價。鄧小平曾說,中國的改革始於農村,農村的改革始於安徽,萬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人民群眾則給予這樣的褒獎:“要吃米,找萬里。

 二,“要吃米找萬里”是某些文人的憑空捏造

來源:合肥論壇 作者:邊緣戰士

 按照可比價格,1980年安徽農業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這就是萬里在安徽推行農業改革的真實情況。

《中華兒女》雜誌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萬里的由來》一文,堪稱是近年來中國文史界歪曲歷史事實文章的典範。

首先,該文標題是“要吃米找萬里的由來”,但是文中並沒有去追索“要吃米,找萬里”的出處,也沒有找到誰先提出這個口號,因此,內容與標題是完全脫節的。

其次,文章花幾乎所有篇幅介紹萬里在任安徽省委書記期間的政績,可是卻不敢披露最關鍵的統計數據——1980年安徽省糧食產量比1976年增長多少,1980年安徽農業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經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彙編》上看到統計數據:

1976年安徽人口4559萬,人均產量370公斤,超過全國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國平均325公斤,安徽當時人口4893萬,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書顯示,按照可比價格,1980年安徽農業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這就是萬里在安徽推行農業改革的真實情況。

可見,所謂“要吃米,找萬里”純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權貴憑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說萬里想到當年曾希聖的教訓,並稱當年曾的包產怎樣救助飢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實上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個彌天大謊。同是《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彙編》一書的數據顯示,1961年全國糧食產量比1960年增產2.8%,而曾希聖推行包產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並且成為建國後安徽糧食最低產量年份,這就是歷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稱小崗村1979年糧食大增產是緣於包產到戶,也是不談歷史背景的,事實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糧食徵購部分提價20%,對超購部分在此基礎上再提價50%,減少徵購數量,降低支農工業品價格,在各種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國各地都增產豐收,小崗村並沒有什麼突出,那一年全國增收、第一次吃飽的地方不計其數。

第五,文中對公社時期的安徽農業大加詆毀,事實如何呢?《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彙編》顯示,1961年安徽糧食產量629萬噸,1976年1684萬噸,15年間增產1.7倍,年均增產6%,人均糧食產量從1961年的低於全國水平變成超過全國20%以上。這就是文中敘述的公社制度給安徽製造的災難真 相。

由此想到,本來萬里在安徽時期的統計數據都是明擺著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來,中國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數據,而是鼓足腮幫把一個讓安徽糧食大幅減產、農業大幅倒退的人吹捧為“要吃米,找XX”,並且吹噓了幾十年,中國文人的品質想讓我不鄙視都難。

(來源:強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