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香港特派員李春

去年三月一日,香港文化博物館辦了首個常設的金庸館,深度展示金庸武俠小說的創作歷程。這個館展示的從金庸的手稿、私人物品一直到他作品改編的電影電視,展期罕見地持續到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誰料這個展館會成為金庸向香港的告別儀式,以香港人的風格,今日起此館定成全港熱點,成為港人向金庸告別的焦點場所。

香港是個英雄不問來處的都會,香港人早已把金庸視為一個香港符號,那是因為過去半世紀以來,金庸開啟了影響兩岸三地乃至全球華語世界的三個香港時代,包括香港的武俠時代、香港文人辦報時代、香港兩岸橋樑時代。

 

身無無文走香江的金庸,在《新晚報》發表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那是一九五五年初,那是金庸小說的開筆之作,也是香港武俠的開山之作,此後金庸佳作一發不可收拾,《飛狐外傳》、《雪山飛狐》、《連城訣》、《天龍八部》 、《射雕英雄傳》、《白馬嘯西風》、《鹿鼎記》、《笑傲江湖》、《書劍恩仇錄》、《神雕俠侶》、《俠客行》、《倚天屠龍記》、《碧血劍》及《鴛鴦刀》紛至沓來,相應的港產片和電視劇也一部接一部,影響全球華人社會,包括遲至近年中國大陸的金庸熱。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概括他作品的這幅對聯,在他逝世的今天,鋪天蓋地地成為人們對他的懷念。

寫武俠令金庸由窮記者變身為武俠盟主。一九五九年他夥同同學沈寶新創辦了明報,希望成為香港劍走偏鋒之報,主打市民社會焦點,再佐之以武俠小說。初期困難重重,到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政治變局,金庸轉頭將明報由小市民報辦成知識份子報,以社評和北望神州的大陸新聞作主打,誰料一舉成功。其後辦文化刊明報月刊、娛樂為主的明報周刊,也大獲成功。

一直到香港回歸前前,明報成功上市,他萌生退意,一九九三年將明報轉手于品海,自己全身而退。他創造了香港文人辦報成功的奇蹟,他個人也由窮書生變身報老闆,在香港成為財富可進六十四位的富豪。文人辦報時代,在香港回歸後告一段落,但這一段歷史對香港的昨天和今天,影響至深,所以稱其為一個時代,一點都不誇張。

文人辦報一大特色,就是注重公信力和影力,金庸主持明報期間,最著名的是他那七千餘篇社評,不僅影響了香港社會發展進程,也影響到中國大陸政局,影響到兩岸關係。當然,文革期間中共領導人視其為反動文人,曾有極左力量將他定為暗殺對象,那是另外一段故事。

當年中共改革開放初期,金庸北訪之後曾有一段對中國發展的評估,大致是三點,一是中國大陸沒有取代中共的政治力量,二是中國幾十年內不可能發展西方式民主,三是他個人贊同中國實行開明社會主義。他的論點當時讚彈不一,但數十年過去再回頭,金庸自有他的先見之明。

金庸晚年,跟兩岸領導人都有交情。一九八一年他獲邀訪問北京,當年中共港澳工委主持人廖承志的報告上,鄧小平批了願意見見查良鏞先生數字。其後七月見面中,鄧小平向當年激烈批評中共的金庸披露了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人事內幕,談了他準備退休的理由,以及他為中國定下的三大走向。

以這些內容而言,金庸算是香港與鄧私聊最深入之人。而令金庸意外的,是鄧小平向他講了中共建政後鎮反中殺了金庸父查民卿之事,金表態那是改朝換代的悲劇,自己淡然不記前仇。其後,他託人送人全套金庸武俠,金庸小說由此在大陸全面解禁。

正是跟鄧小平和廖承志的往來,也促成了後來金庸在兩岸的走動和發表促統之論。

金庸早就在其社評中,提出他對台灣的種種評論,以及對兩岸關係的種種看法,一九七三年到台灣,因蔣介石病重未得見,但後來他與蔣經國有深談。他的社評和談話中,一直主張在兩岸執政者間抱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立場,但希望有利國家民族,希望兩岸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