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毅夫

  7月24日,中國社科院“與改革開放同行”系列智庫論壇第二場開幕,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發表題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和現代經濟學的反思”的主題演講。

  林毅夫表示,改革開放40年間,我國經濟從很低的水準發展到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貿易總額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即將實現全面小康,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這樣的發展奇跡,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同時他也指出,中國是過去40年中唯一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的國家。

  我國為何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為什麼中國轉型取得成功,而其他國家轉型失敗?中國這40年來的改革開放,給世界帶來什麼?一起來看林毅夫的精彩觀點!

  本次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智庫建設協調辦公室承辦,新華網思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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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據演講實錄整理:

  如果要找一個詞來形容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最合適的是“奇跡”這兩個字。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1978年我國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認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均GDP是490美元。與世界上其他貧窮國家一樣,中國當時有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當時,中國也是非常內向的經濟,出口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僅占5.6%,兩項加起來僅為9.7%。而且,出口的產品中75%以上是農產品或是農業加工品。在這麼薄弱的基礎上,1978年到2017年,中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速度,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任何國家或地區曾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的增長,並且我國對外貿易每年增長的平均速度達到14.5%,在人類經濟史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這麼快速從封閉經濟變成開放經濟。

  在這樣的增長速度下,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出口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並且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製造業產品,所以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曾經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最早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英國,到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世界工廠”變成美國,二戰以後“世界工廠”變成德國、日本,現在變成中國。

  2013年,中國貿易總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去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此過程中,七億多人口擺脫國際貧困線標準,對過去40年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70%。在這段時間內,雖然中國經濟崩潰論此起彼伏,但是,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四十而不惑,我認為,在慶祝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成績的同時,必須分析為什麼中國能取得這樣的成績。今天,我主要討論幾個問題:第一,為什麼中國經濟在40年間能夠取得這樣高速的增長?第二,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那麼貧窮?第三,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國不是唯一的國家,為什麼其他轉型中國家的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中國卻是穩定和快速發展?第四,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對現代經濟學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能夠取得持續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速度?

  要回答此問題,必須先瞭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麼,表面上看,是人均收入水準不斷提高,物質不斷豐富,但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在現有的產業進行技術創新,讓勞動者生產出越來越多的好產品;另一種方式是產業升級,將資源從附加值較低的產業部門配置到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部門。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兩個方式是一樣的。

  發展中國家有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可能性,被稱為後來者優勢。利用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前沿,只有發明新技術、新產業,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產活動採用的技術優於本期,就是技術進步;只要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附加值高於本期,就是產業升級。由於技術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值水準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通過進入附加值比現有水準高且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實現產業升級。

  當然,利用後來者優勢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並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快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大幅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是這13個經濟體中表現最為搶眼的一個,也是趕超速度最快的一個。所以,我認為,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能夠實現高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充分利用了後來者優勢。

  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那麼貧窮?

  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沒能利用後來者優勢?最主要是思路決定出路的問題。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上下致力於實現民富國強。所謂民富國強,就是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可以像發達國家那麼高。怎麼才能實現呢?為此,勞動生產率水準必須與發達國家一樣高,產業和技術水準必須與發達國家一樣先進。怎麼讓中國強起來呢?必須要有堅強的國防工業,當時的國防工業是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產業生產的。50年代,我國開始經濟建設時,提出的發展思路是“10年超英、15年趕美”,目標是在當時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建立與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但那些最先進的產業、最先進的技術都有專利保護,而且與發達國家的國家安全有關,所以,不能簡單地引進,在此狀況下,要發展與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只能自己發明,因此放棄了後來者優勢。

  不僅如此,當時中國是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在資本密集的現代化大產業中,我們沒有比較優勢,結果是,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我們在這些產業的生產成本高於發達國家,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自生能力,要建立此類產業,只能給予保護補貼,這就需要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這不僅放棄了後來者優勢,也造成資源錯配等一系列問題。

  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我們轉變發展思路,開始發展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發展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素生產成本低,要在市場經濟中有競爭力,總成本必須低,還要降低交易費用。最初,由於我們剛從計劃經濟開始轉型,政府對市場存在各種干預,基礎設施又差,交易費用高,政府就以務實的方式,設立工業園區、經濟特區,在園區內幾通幾平改善基礎設施,提供一站式服務,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快速把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力,盈利高,快速積累資本,就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進行產業升級,加速經濟增長,這就是思路轉變的結果。

  為什麼中國轉型取得成功,而其他國家轉型失敗?

  如認為市場化改革是造成1978年前後中國經濟差異的主要原因,為什麼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轉型,其他社會性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在進行與中國相似的、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他們是危機不斷,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而我們是穩定快速的發展?

  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開始轉型,當時認為,這些國家在轉型前經濟效益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沒有建立與發達國家一樣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經濟轉型必須實施“休克療法”,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把政府的干預全部取消,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目標雖好,但這樣的轉型思路忽視了原體制中的政府干預是為了保護和補貼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如取消保護補貼,結果必然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產倒閉,造成大量失業,短期內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帶來巨大衝擊。而且,重工業中有不少產業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國家也不能放棄,必須繼續給予保護補貼,而私人企業主要求政府提供保護補貼的積極性比國有企業更高。

  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維持穩定並快速發展?我們推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於資本密集、規模大、與就業和國家安全有關的產業,在轉型期間繼續給予必要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經濟穩定;對過去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的,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放開准入,積極招商引資,並以務實的方式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等,將其變成競爭力。積累資本快速積累,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了我國的比較優勢,企業有缺乏自生能力變成有了自生能力,保護補貼由“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意味著需要取消保護補貼。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我國採取的漸進雙軌制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主張一次性消除政府干預。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漸進雙軌制是我國維持經濟穩定和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在漸進雙軌改革進程中存在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干預,也導致腐敗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這是繼續深化經濟改革要應對的挑戰。

  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對現代經濟學有何意義?

  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致力於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但成功的經濟體非常少。二戰後至今,在近200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只有2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一個是中國臺灣,另一個是韓國。2025年,中國大陸很可能成為二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

  1960年,全世界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發生之前,只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高收入,其中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產國,另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二戰後,絕大多數的發展中經濟體長期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通過比較二戰後少數幾個成功和絕大多數不成功的經濟體,我發現,迄今還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而少數幾個成功經濟體的共同特點是:其政策在推行時,從當時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比如,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當時主流的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實現這個目標,應該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以政府主導來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推行這種戰略的經濟體都未能取得成功。少數成功的東亞經濟體,卻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產業開始,推行出口導向而不是進口替代戰略,當時這種發展方式被認為是錯誤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都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轉向市場經濟,當時的主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宣導“華盛頓共識”,主張採用“休克療法”,一次性消除各種政府干預扭曲,以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按照這個方式來轉型的國家,遭遇的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少數幾個像中國、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的發展,採用的卻是雙軌漸進的改革模式。

  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主流理論來自於發達國家經驗的總結,以發達國家的條件作為理論的前提,由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條件不同,照搬來自於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發展中國家必然遇到問題。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現在採用的理論都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麼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比如結構主義,或者看發達國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就讓發展中國家照搬,比如新自由主義。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完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對市場有很多干預,就主張發展中國家採用發達國家的制度安排,實際上,這樣的理論忽略了重要一點,就是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條件的差異性。

  這是2012年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開始提倡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原因,它與過去主流經濟學有很大的差異,是總結於中國自己成敗的經驗,也是總結於二戰後發展中國家和經濟體的成敗經驗。這樣的一個理論來自於發展中國家,自覺地把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作為出發點,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為什麼成功,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未來如何發展。同時,這樣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價值。

  21世紀將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嗎?

  我在1995年時曾經預測:“21世紀將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為什麼做這樣的預測呢?根據我在1994年《中國的奇跡》一書中的思路,估計到203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將變成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與我預測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有何關係呢?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是英國人或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經濟學家。從上世紀40年代到現在,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是美國人或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經濟學家。為什麼引領世界思潮的經濟學家產生的時空如此集中?這是因為,經濟學理論是一個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的簡單的邏輯體系,而且這個邏輯體系是越簡單越好。一個理論的重要性取決於其所解釋現象的重要性,如某個理論所解釋的現象很重要,而且真正揭示這個現象背後的道理,這就是重要的理論。現實中,重要的現象是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我們知道,從工業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作為世界經濟中心,英國現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現象,解釋英國現象的理論就是最重要的理論,所以,當英國是世界經濟中心時,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來自英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開始崛起,逐漸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當今,美國依然是世界經濟中心,所以,一戰後至今,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是美國人。

  我認為,只要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深化,中國在21世紀將變成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將是最重要的世界經濟現象,所以,21世紀當中國變成世界經濟中心時,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就將來自於中國,這是當時推論的依據。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的國家,中國與其他的發展中、轉型中國家,條件是比較相似的,我們提出的理論對其具有較高的借鑒意義。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是理論創新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提出新理論、產生新思想的重要來源。為紀念改革開放40年,作為理論研究工作者,我們有義務推動理論創新,不辜負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