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乾之前的小崗村道路狀況。

  如果僅從村貌上看,這個村與中國其他村並無二致,整齊劃一的二層樓房,環繞村舍的綠油油小麥、金黃的油菜花,奔跑的孩子,坐在屋前長椅上曬太陽的老婦。

  但是,如果細心觀察,還是會發現很多的與眾不同:這裡的村口裝上了紅綠燈,有交警執勤;這裡的馬路上有穿著統一制服的環衛工,灑水車放著音樂駛過;這裡有黃色的大鼻子校車,有消防隊、有派出所,有來自各地的訪問團和遊客,還有無處不在的領導人視察時的巨幅照片。

  這是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淮河岸邊的一個普通村莊,但歷史卻賦予了它不同的意義。1978年一個冬夜,小崗村18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在一紙契約上摁下鮮紅的指印,分田到戶搞“大包乾”,掀開了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序幕。這裡也被習近平總書記稱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主要發源地”。

  一晃四十年,小崗村的“大包乾”也和著中國改革開放的脈動,進入了不惑之年。

  茅草屋到三層樓

  小崗村的核心區貫穿了一條叫友誼大道的主街。筆直寬敞的馬路兩邊,是一棟棟徽派建築風格的小樓,農家樂、農村電商等招牌隨處可見。“金昌食府”、“大包乾菜館”、“紅手印超市”等名字,都是延續至今的歷史痕跡。

  74歲的嚴立華開起了“紅手印”系列的農家樂和超市。嚴立華說,40年前,這裡就是一個20戶的小生產隊,路是土路,房子是茅草建的。就是在他家的茅草房內,18個農民義無反顧地按下了紅手印。

  嚴立華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出嫁了,小兒子在村裡的遊客服務中心開觀光車,每月掙2000多塊錢,兒媳在家開農家樂。他平時負責接送孫輩上學。雖然學校離家就一條馬路,但現在馬路上的車越來越多,不放心。

  嚴立華在十六七歲時成了孤兒。“父母、爺爺、三個兄弟,6口人餓死了5口,就剩我自己活了下來,當時小崗一共餓死了60多口人”,嚴立華說,為了有碗飽飯吃,大家才冒著危險搞起了大包乾。

  70歲的嚴宏昌是大包乾的主要召集人。嚴宏昌說,生產隊時,大家都沒有積極性,“種二十,收十八,不用鐮刀上手拔”,一畝地就收個二十來斤,從來沒完成過國家的交糧任務,可大包乾後,一畝地產的糧食頂原來的二十畝,一年還了近20年的欠帳。

  嚴宏昌給兩個兒子都蓋了三層的小樓,他說,以前蓋個大瓦房都是最大的夢想,現在豐衣足食,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那時候人人都要過飯。”今年50歲的嚴德武是大包乾帶頭人嚴金昌的二兒子,在嚴德武記憶中,他從9歲起就跟著奶奶、姑父去要飯,擠火車往南走,“芋頭,剩餅頭子,要夠一麻袋就回來曬乾了吃。”

  大包乾後,嚴德武明顯感到了父母的辛勞,“真是起早貪黑地幹,我從小是被當女兒養的,10歲就開始做飯,送飯到地頭給父母。”

  說到現在的變化,嚴德武說,以前小崗的年輕後生很難討到物件,現在是姑娘都想嫁到小崗來。

  2018年3月25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村口門樓。

  “紅手印”到“紅本本”

  包產到戶數年後,小崗人遭遇了新問題。

  “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的二十多年,小崗村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大包乾帶頭人嚴金昌說,因為糧食產量的大範圍提高,賣糧越來越難,糧食價格降低,換不成“現錢”,“土地是我們農民的命根子,但是光靠種地只能解決了溫飽,富不起來。”

  直到2003年,小崗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300元,村集體存款為零。小崗村的出路到底在哪?

  2006年,時任小崗村第一書記沈浩開會動員村民流轉一部分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為招商引資辦工業、開發旅遊業出讓“地盤”。他告訴大家,只有搞現代農業,小崗才能大發展。

  大包乾帶頭人關友江說,現在大家都明白這個理了。但在當時,很多人誤以為是要收回個人承包的土地,顧慮重重。

  村民們回憶,當時反對的聲音很激烈,最大的反對聲就來自當年的大包乾帶頭人。會剛開起來,好幾個大包乾帶頭人就悄無聲息地退場了。

  對這些大包乾帶頭人來說,當年的創舉讓他們獲得了無比的榮耀,他們對分田到戶有著濃重的情結。有帶頭人說:“過去冒險分了田,現在卻要回到大集體,這不是搞倒退嗎?”

  嚴金昌記得,當時沈浩挨家挨戶做工作,說土地流轉不是賣地,只是流轉了經營權,承包權永遠是咱們農民的。

  最終,嚴金昌被沈浩說服了。他在許多村民猶豫觀望的時候,率先把自家的35畝土地流轉了出去。

  嚴金昌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還種地,每畝地種上“一麥一豆”,除去化肥、農藥、農膜外,每畝地年收入不到1000元,碰上天災減產,就更收不上錢。而土地流轉後,每畝土地一年可獲得800元的租金,首先這收入就沒減少。“土地轉出去了,家裡的勞動力都解放了,還能幹點別的。”

  時任村主任的關友江,也把自家近30畝地流轉了出去,一簽就是15年租期。

  2008年,關友江在全村開了第一家農家樂——大包乾菜館,兒子兒媳從務農改為經營菜館,關友江說,現在一年十幾萬的收入是沒跑的了。

  看到別人“吃螃蟹”都賺到了錢,觀望的村民們坐不住了,紛紛要求流轉自己的土地。

  給農民流轉土地吃下“定心丸”的是土地確權。作為安徽省首批土地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縣之一,小崗全面完成1.36萬畝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發放證書875本,發證率達100%。

  嚴金昌等人都領到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拿到這個‘紅本本’,流轉更放心了。”據統計,目前全村共流轉土地8932.88畝,占全村可耕土地面積的65.7%,其中規模流轉6841.88畝。

  55歲的程夕兵是村裡有名的“種糧大戶”,目前種著590多畝地。除了自家20畝,其他都是流轉來的。程夕兵說,他一開始只是幫外出務工的鄰居代種,後來發現機械化不僅省時省力,還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就主動流轉,租用村民的地。

  程夕兵現在又搞起了農機大院,和別人一起入股了十幾台農用機械,上了三台烘乾設備,還準備建一個育秧室和米廠。

  程夕兵算了一筆賬:沒有烘乾設備之前,水稻品質參差不齊,只能賣給個體糧販,一斤水稻1塊2;上了烘乾機,烘乾過的水稻就可以賣給國家糧庫,一斤可以多賣一毛多錢。

  程夕兵說,他更長遠的設想是,從糧食種植、烘乾、加工,再到消費者的餐桌,“打造我們自己生產出來的放心糧”。

  “習總書記兩年前考察小崗時說,不讓種糧的人吃虧。現在十九大又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我心裡更有底了,一定要好好幹,有個好收成。”

  小崗村18位農民的“生死狀”:“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刹(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包二代”們的成長

  在小崗村,大包乾帶頭人的後代被稱為“包二代”。

  小崗村黨委委員嚴余山是“大包乾”帶頭人嚴宏昌的兒子。46歲的嚴餘山在外打拼多年,2014年他辭掉了收入頗豐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家鄉發展。

  在嚴餘山話語中,不時出現“共用經濟”、“信任體系”、“內生動力”、“物聯網”等當下時髦的詞彙。他在家裡開了個禮品店,也兼為村民收送快遞。禮品店主要售賣融入大包乾元素的工藝品,“大多數是靠網店銷售,都是自己設計的,有小崗文化在裡面。”

  嚴餘山說,他做的電商平臺現在每年能有十幾萬元收入。他還組建了一個40多人的“青年農民創業交流群”,除了線上交流,也定期組織大家出去學習別人的現代化農業,共同營造創業氛圍。

  大包乾帶頭人關友江的兒子關正景,是這個交流群中比較活躍的一位。關正景並不反感“包二代”這個稱謂,“既然是‘包二代’,也要有大包乾精神,敢想敢幹。”

  大包乾帶頭人嚴金昌有7個孩子,除了小女兒嫁到江蘇,其他6個都回到村裡發展。他掰著指頭告訴記者:“老大、老五、老六開飯店,老二開超市、老三開浴室,老四是女兒,現在一家子跟著老五幹。”

  二兒子嚴德武曾輾轉江蘇、福建、浙江等地打工,十幾年前回到村裡,和父親一起,開起了全村第一家超市,300塊錢本錢開個小店,賣些油鹽醬醋,也賣些肥料種子。

  “那時窮人還多,不少人賒帳,後來日子好起來了,一些賒帳我們也不要了”,嚴德武說,現在,超市每年毛利潤十幾萬。

  不忙時,嚴德武和妻子會到弟弟嚴德雙的“金昌食府”幫忙。那兒中午食客最多的時候,得有6口鐵鍋同時燉菜、炒菜。

  曾在張家港打工的姐姐嚴德鳳,前些年也被叫回來在金昌食府幫忙。夫婦倆現在掙上了弟弟開的工資,問及金額,嚴德鳳很不好意思:“每月至少5000塊吧。”

  “小崗要振興,我該怎麼辦?”

  32歲的合肥人黃澤鵬,自2012年起,每年都要到小崗村住上幾天。他在合肥開了一家諮詢公司,工作壓力特別大時,就來小崗 “放空”。

  黃澤鵬說,“在小崗聽大包乾帶頭人們講講過去的事情,你就覺得,眼前的困難真不是困難。”

  在黃澤鵬眼裡,小崗每年都在發生著變化。小學校園建起來了,農家樂越來越多了,特別是遊客增多了,村裡回鄉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

  缺憾也是有的,比如一到晚上,街上就沒了遊客,當地人除了喝酒看電視,就是打麻將、閑拉呱,沒有啥文化活動。黃澤鵬認為,小崗的旅遊潛力是需要挖掘的。

  自2014年回鄉發展,嚴餘山用了3年多的時間觀察小崗。他認為,這幾年來的小崗變化非常大,除了硬體環境,人們的思想、精神面貌,創業熱情,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然而,嚴餘山坦承,現在小崗也存在很多發展中的問題,比如農產品深加工少、新興產業業態不大,需要提高鄉村治理水準。

  統計資料顯示,2017年,小崗村集體經濟收入820萬元,同比增長20.6%;小崗村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6元,同比增長11.98%。

  小崗村第一書記李錦柱說,小崗和沿海富裕地區相比,確實還有很大的差距,跟明星村的地位不夠匹配,在發展中也存在一些求穩怕亂的思想。

  自今年一月到任後,李錦柱和村兩委發起了“小崗要振興,我該怎麼辦?”的大討論,討論核心就是“改革創新、敢為人先的小崗精神,在新時代如何促進鄉村振興”。

  這場新時代大討論活動,將通過上門走訪、網上徵詢、各界座談會等形式,讓小崗所有人都參與進來。

  李錦柱說,村兩委正在規劃一個小崗未來的發展方案,在這份藍圖中,小崗村的目標是建成一個“一、二、三產業融合,景區、社區、園區融合的改革特色小鎮,一個生產、生活、生態融合,創新、創業、創意融合的全域田園綜合體”。

  他認為,改革創新是小崗的基因和底色,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最好的紀念就是更有力地推進改革。

  進入“不惑”之年的新小崗,正在開啟新的改革征程。

  小崗村推進了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試點,以小崗村品牌作為無形資產,入股小崗村創發公司,賦予小崗村民股權,讓村民真正變成了股民。

  今年春節前,小崗村進行了第一次集體所有制股份分紅,每個村民分到了350元。

  啟動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建設4300畝高標準農田,發展現代農業觀光遊,爭創國家5A級景區……“小崗要發展,最根本的是靠小崗人自己的努力,凝聚共識。”李錦柱說,就像習總書記說的那樣,幸福是奮鬥出來的。

  改革親歷

  陳懷仁,74歲,鳳陽縣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著有《鳳陽大包乾實錄》

  1979年時,我是鳳陽縣委辦的秘書,經常跟著(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書記下鄉。當年4月10日,我們第一次發現了小崗村分田到戶的秘密。

  那天下午,我跟隨陳庭元前往小崗村所在的梨園公社檢查工作。會議結束臨上車時,公社書記支支吾吾地低聲對陳庭元說:“還有一件小事沒彙報。我們小崗村自發搞了包產到戶了。”陳庭元非常震驚,但當時並沒有表態。

  陳庭元當時坐的是北京吉普,離開公社走了不到一裡路,就叫司機:“開回去,到小崗村去看看。”在小崗村頭,沒有了往常集體耕種的場景,田裡只有一對青年男女在幹活。陳上前詢問,是鋤花生哩?兩口子吧?你們是不是分田單幹了?兩人連忙否認分田,說是分到組幹呢,但陳庭元已心知肚明。

  此時,萬里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他的支持下,鳳陽一直在探索分組作業聯產計酬責任制,也就是包產到組的嘗試,而在當時,即使是包產到組,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體化道路是相違背的,也擔著極大的風險,更不要說小崗村更徹底的包乾到戶了。

  小崗村的“大包乾”,受到了當時梨園公社的嚴厲批評。公社要求該村立即“並產到組”。這時,陳庭元又來到了小崗村,他一家一戶地串,問為什麼這麼幹,問到最後,他對公社書記說:“算了吧,都已經分了,再並回去各家的投入有大有小也不好算,就讓他們幹到秋吧。”

  當時有說法,說小崗村在搞資本主義,陳庭元在不同場合說過:“農民已經窮‘灰’掉了,還能搞什麼資本主義?全縣有兩千多個生產隊,就算這一個是搞資本主義,也搞不到哪裡去。”

  很快,萬里聽說了小崗村搞“大包乾”的消息,就專門聽取陳庭元的彙報。陳庭元說了兩段順口溜:“大包乾,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乾,真正好,幹部群眾都想搞,只要給幹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

  萬里笑得十分開心,他說:“那好,如果個人和集體都變富,我就批准你們的‘大包乾’幹它三五年!”

  1980年春節前,萬里專門來到小崗村考察。這時,小崗已經獲得了大包乾以來第一年的收成,家家糧滿囤,戶戶谷滿倉。萬里高興得不得了,說:“哎呀,這回好了,可以隨便吃餃子、麵條了。”

  此後,對於不時傳來的反對大包乾的聲音,3月15日,萬里特意叫人打電話到縣裡傳達他的意見。當時正好是我接的,萬里同志的意見說,“大包乾只要能增產,不僅今年幹,明年還要幹。”第二天縣裡做了傳達,大家又吃了定心丸。

  根據這些我的親身經歷,我想說的是,小崗村大包乾的每一步,都不是亂幹,都是穩紮穩打的前進,是在萬里同志的啟迪、應允與支持下幹起來的。

  改革辭典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乾”,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推行的一種生產責任制度改革。1978年底,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

  改革物語

  小崗村18位農民的“生死狀”:“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刹(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