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經形勢風雲變幻的2017年,《源傳媒》特此策劃《中企出海藍皮書》,一共五篇,就中國企業「出海」的整體併購狀況,包括成功案例、政治、經濟和宏觀形勢變化,作出深入分析與探討;並且為2018年計劃「出海」的中國企業拆解即將面臨的全新局面,及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此為第四篇,重點分析中企出海時面臨的風險因素。

  本篇重點速覽:

  1. 近年來地方保護主義、民粹主義重新萌芽,中國企業面對的海外政治風險不容小覷
2. 內地多個部門密切關注在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出現的一些非理性對外投資的傾向,監管風險增加
3. 由於海外各國稅收制度迥異,稅收政策、稅收體系往往比國內複雜,中國企業在海外遇到稅務爭端的情形時有發生
4. 在新興經濟體併購時,面臨更多法律風險

  一、引言

  全球經濟復蘇不平均、國際市場和地區局勢波動、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復蘇、部分主要投資國家政策變更等不確定因素增加,中國海外投資的風險隱患亦趨嚴峻。2017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金額明顯下降,中國企業除了要面對環球宏觀的政治,經濟風險及行業風險,國內相關監管部門對人民幣資本出海提高了的監管力度,亦是中國企業在2018年需要面對的一大難題。

  合理管控海外投資風險,對於中國企業而言,是成功實現「走出去」的關鍵。然而,伴隨著中國海外投資規模的提升,計及文化差異、語言障礙、融資及監管問題,中企海外投資面臨諸多挑戰。

  當前,世界正處於深刻的政治經濟變革之中,面對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並非一路坦途。隨著內地監管政策的引導和規範的推出,以及受到海外審查和全球宏觀經濟不確定性的影響,海外投資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類風險。

  二、風險概覽

  1. 政治風險

  近年來,隨著地方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傾向在全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重新萌芽,中國企業面對的海外政治風險不容小覷。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調查結果顯示,政治風險是影響企業境外投資和國家經濟安全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因素。雖然,中資企業完成的海外併購購金額近年屢創創歷史新高,但因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給買家設置的監管阻力的存在,也令擱置的並購案數量也大幅增加。

  部分地區尤其是發達國家,會以國家安全的角度審查境外資本對本國的收購行為。例如,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C)就是執行該職責的機構。2012年9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以涉嫌威脅國家安全為由,簽署總統令叫停三一集團關聯公司美國羅爾斯公司旗下風電建設項目,最終三一集團通過訴訟維護了權益。另外,華潤微電子和華創投資的高價收購美國仙童半導體被拒,原因是賣方擔心美國監管當局會出於安全考慮阻止該交易。

  又以高鐵為例,雖然中國興建高鐵技術近年突飛猛進,但不少國家似乎不受落,即使中國鐵路企業中標,最後亦因為林林種種的原因,被取消興建的資格。2014年11月,中鐵建、南車以及及4家墨西哥本地企業,聯合體在墨西哥中標了270億元的墨西哥城—克雷塔羅的高鐵項目,但在中標6天後被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取消,並重啟投標程式。

  另一例子發生於2015年7月。印尼取消高鐵方案改建中速鐵路,但在中方同意印尼不使用政府預算、不提供主權擔保、以及承諾中方只佔合資公司40%股份的條件下,印尼最終於當年10月16日與中國正式簽訂了「雅萬高鐵」項目,計畫11月開工,但實際開工時間拖至2016年1月22日。雖然合資公司獲得印尼交通部特許經營協議,預計2018年完成,但興建期間仍一波三折。從上述例子看,雖然不少國家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絕或拖延項目的進行,但當中的政治含意,似乎已呼之欲出。

  事實上,據湯森路透數據顯示,因擔心中資持有戰略性資產及某些並購可能引發安全問題,2016年有共計金額356億美元的中資企業並購計畫擱淺,創紀錄最高。

  2. 監管風險

  金融領域風險包括信用、利率、外匯等方面風險。其中,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企海外並購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2017年年初,國家外匯儲備一度出現短期快速下降的態勢,引發了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和更為嚴格的監管措施。另外,2017年,內地相關監管部門相繼加強了對人民幣資本出海的監管力度,並對涉及境外投資的有關政策做出修訂,力求提升中企業對外投資的效益,維護外匯市場穩定。

  2016年末至今,國內監管部門加強了人民幣資本出海的監管力度,尋求維護外匯市場穩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人民銀行等多個部門密切關注在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出現的一些非理性對外投資的傾向,以及大額非主業投資、有限合夥企業對外投資。

  3. 稅制政策風險

  稅收政策穩定性也是中企在海外面對的另一大經濟風險。由於海外各國稅收制度迥異,稅收政策、稅收體系往往比國內複雜,中國企業在海外遇到稅務爭端的情形時有發生。國家稅務總局曾經指出,中國企業需全面考慮境外投資的稅務風險,包括稅收協定適用風險、關聯交易轉讓定價調整風險、以及派遣員工和當地雇員個人所得稅和社保稅管理風險等方面。

  4. 法律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多為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相比,其所面臨的額外法律風險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因缺乏完善的併購相關法律體系,常常會通過緊急立法對特定外資併購進行監控,使項目方措手不及。另一方面,由於法律不健全,相關法律界定模糊,可操作性差,東道國可能出於特殊目的對投資方作出不利解釋,使得中資企業在進行海外併購時遭遇法律障礙。

  5. 風險總結

  回顧中國企業於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積極參與海外投資並購開始。因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給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和金融體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許多金融服務機構關門倒閉,很多行業面臨全球性的洗牌,而中國經濟在這場危機中總體受到的波及較小,這場金融危機反而給中國企業參與全球資本的競爭帶來了歷史性的機遇。

  2012年以來,中國的部分企業家開始認真的考慮全球化策略的重要性,中國第一批企業開始了走向全球的步伐,中石油、海爾、聯想、騰訊、阿裡巴巴、華為等大集團,是中國企業的先驅者。短短幾年間,中國企業已經茁壯成長,開始走出國門,走向全球資本市場了。現階段,針對海外投資過程中面臨的風險與挑戰,企業如何做好積極有效的準備對於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總結而言,受金融危機和相關事件的影響,世界金融環境脆弱,投資者信心不足,危及金融機構資金的安全和預期盈利。2015年,美國進入加息週期,人民幣承受貶值和外部監管雙重壓力,對國內投資者造成融資困難; 部分國家經濟衰退,企業經營不善,獲利難度加大,也使中國投資者的經營風險加大。

  但從長期來看,國際金融體系所面臨的影響更加多元化,使得各國經濟發展越趨不穩定,極易引發財政危機,而財政危機的爆發可能最終導致部分國家債務違約,也使得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外國投資者面臨更大的投資風險。

  三、如何更好地控制風險

  1. 加強前期風險評估

  加強項目前期的風險評估工作,是企業管控風險的重要環節。安永就企業海外投資不同階段面對的主要風險提出多項應對建議,例如在投資前階段,應評估政治風險,建立預警系統購買海外投資保險,轉嫁政治風險,企業在投資前,即策劃立項期的主要工作包括項目篩選、項目立項、盡職調查、可行性研究分析、方案設計。同時應瞭解相關法律,聘請當地法務專業機構和人士參與盡職調查,對目標公司法律訴訟和潛在法律事項進行充分評估。

  2. 構建健全風險管控制度體系

  其次,不同行業所面對風險無法一概而論。企業應結合自身行業及目標國別的特點,建立符合業務需求的風險管控制度,並根據實際業務發展情況,逐步補充和完善這些制度,最終形成一套完備的風險管控制度體系。目前行業中已經建立起一些風控制度,值得企業借鑒:

  3. 建立溝通監督機制

  另外,由於海外投資項目的週期較長,面臨的風險複雜且不斷變化,企業的風險管控組織和各項風險管控制度要有一定的柔性和適應力,企業大必要建立持續有效的風險溝通回饋機制,使企業具備不斷調整風險管控體系的能力。對於風險管控成熟的企業,還應做好風險績效管理和監控工作。通過風險績效管理,能夠督促員工更好地履行自身的風險管理責任。通過對風險管控體系運營的監控,可以不斷完善制度,保障企業經營安全。

  從併購趨勢來看,2017年中國企業的海外併購發生變化,普華永道報告顯示,2017年在併購標的行業分佈方面,能源電力和物流行業集中了大額併購交易,工業類交易表現活躍,成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共同目標。民企方面,2016年集中在高科技領域的大量收購未能再創輝煌,以交易總規模來看標的行業以工業品和能源電力為主。國企方面也以工業品和能源電力為主。財務投資者則以房地產(中投收購英國Logicor物流)和高科技為主。 回顧2016年,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主要集中在科技、媒體與電信業(TMT)、農業,以及電力和公用事業三大行業。

  展望未來,雖然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並購速度有所放緩,但隨著「一帶一路」的戰略和「製造強國」政策在十三五規劃中的明確,中國無疑將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越來越成熟和全球化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