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國家統計局公佈資料,上半年我國GDP約為41.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8%。分季度來看,二季度增長6.7%,一季度增長6.8%。

  就當前經濟形勢,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劉元春認為,防風險攻堅戰大的方向無需改變,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監管政策都有預調微調的必要。隨著去杠杆、強監管的推進,地方政府行為發生改變,當前正處於改革向實質性階段邁進的臨界點。

  真實消費狀況優於資料

  《21世紀》:二季度我國GDP增長了6.7%,相較一季度的6.8%略有下降,二季度為何有所下降?

  劉元春:二季度增速略有下降,很重要在於投資增速下降比較明顯。上半年我國投資增速為6%,相較去年上半年同期下降了2.6個百分點。

  今年上半年投資增速下降核心在於非民營投資,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為8.4%,占比接近60%,這意味著非民營投資上半年增速大概在3%的水準,這反映了政府行為模式在發生變化。

  《21世紀》:二季度GDP增速雖略有下降,但6月份調查失業率是4.8%,調查失業率繼續維持較低的水準,就業形勢依然很好。如何看待二季度6.7%、上半年6.8%的增速?

  劉元春:這是結構性效應,我國第三產業持續增長,就業依然是在從製造業、工業往第三產業轉移,第三產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沒有發生改變,使得我國就業形勢很好。

  上半年經濟保持6.8%的增速是很不錯的,但也需要關注一些結構問題,局部區域的財政金融問題開始凸顯,部分產業盈利能力較弱,部分短板開始顯性化,特別是去杠杆政策的推進,結構性風險在上揚。

  《21世紀》:4、5月份市場情緒有些悲觀,尤其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資料弱於預期。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資料相較一季度有所回落,但6月份增長了9%,比5月加快0.5個百分點。如何看待當前消費形勢?

  劉元春:市場情緒悲觀,部分由於需求端資料偏軟,更大原因來自中美貿易摩擦升級。

  6月份資料顯示,中國內需實際要好於部分宏觀參數。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個參數已經不能完整、客觀地反映消費狀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主要是實物商品消費,服務消費更多展現在服務業生產指標中,上半年服務生產指數為8%,維持較高的增速。另外,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名義增長8.8%,比一季度加快1.2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7%,加快1.3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支出資料比一季度還有所回升。所以,中國的消費並不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顯示的那麼疲軟。

  當然,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偏軟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汽車消費低迷,是因為大家預判汽車關稅7月1日會大幅下降,所以存在延遲支付。我國消費升級仍在進行中,像家政服務、學前教育服務等需求在增加,但這些在統計資料上沒有體現,所以消費沒有想像中那麼弱。

  政策有預調微調的必要

  《21世紀》:隨著去杠杆、金融監管政策的落地,地方融資平臺融資管道收緊,部分融資平臺出現一些風險事件,資金鏈比較緊張。有觀點認為地方融資平臺的融資收緊,實際財政政策力度是收縮的,認為要擴大財政政策積極力度如何?

  劉元春:這就如同前段時間有分析認為,強監管、偏緊的貨幣政策是導致違約率提高、股市債市出現波動的核心原因,他們認為去杠杆需要在寬鬆的環境下進行。這些看法是不對的,中國去杠杆的核心是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在寬鬆的條件下,最先寬鬆的是這兩個部門。

  能否有效控制政府信用的無序擴張、改變地方政府預算軟約束行為,是非常關鍵的舉措。在多元政策目標下,地方政府始終存在收支缺口,為了填補收支缺口,地方政府進行融資模式的創新,導致債務風險的積累,債務積累後又需要借新還舊。像2014年對地方投融資平臺進行新老劃斷,但並沒有對政府舉債進行相應改革,導致地方政府債務的隱性化。

  隨著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推進,以及債務約束的增強,政府官員行為模式正在改變,像今年積極財政政策不夠積極、非民間投資增速較低等,都是證明。當前,我們正處於改革向實質性階段邁進的臨界點。

  《21世紀》: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接近11.2萬億元,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0.4萬億要多。增速方面,支出增長了7.8%,低於收入10.6%的增速。這個財政支出力度談得上積極嗎?

  劉元春:財政支出大於財政收入,有一定赤字規模,這都叫積極的財政政策。

  但統計上所說的支出規模,可能未必形成實質支出,就像財政部將資金下撥給某部門,某部門進一步下撥到相關單位,但這些錢仍然存在相關單位的銀行帳戶上,並沒有形成支出。

  今年財政政策不夠積極,背後原因很多。比如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在發生改變,隨著激勵約束機制的調整,有些不急於增支、不急於上項目。有些地方項目儲備不夠,有些地方的債務約束突破紅線,舉債投資空間相對有限等等。這些原因疊加在一起,導致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像原來想像中那麼積極。

  《21世紀》:最近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等,流動性相較之前有所寬鬆。當前財政、貨幣政策等是否有調整的必要?

  劉元春:目前來看,由於市場信心的變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監管政策的實際落實狀況,以及市場主體出現行為變異等現象,適度進行政策調整是必要的。

  財政政策需要進行微調。按照多年的支出習慣,下半年我國財政支出會加快,下半年財政支出規模占比約60%。但也需要加大專案儲備力度,部分財務規則需要調整,專項轉移支付也有必要調整,也需要更好地調動地方官員的積極性。其中地方政府行為變化值得高度關注,這樣才能為深度政府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

  需要注意的是,對財政過度依賴不是好辦法。在當前總體儲蓄率下降的背景下,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導致政府信用的過度透支,不利於宏觀的平衡。

  貨幣政策也有微調的空間。在表外融資占比規模很高的背景下,部分表外融資有其合理性,要避免一刀切、過度行政化地追求回表、擴表。再者,像M2、社會融資與名義GDP的匹配度也要高度關注,當前M2、社融等資料有點偏緊,貨幣政策要回歸到真正的中性。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套性也有待提高,一些大型專案需要資金配套,像棚改不宜一刀切,否則會帶來較大的震盪。

  當然,在這些政策微調、預調過程中,防風險等攻堅改革的方向要堅持,需要認識到強監管、金融防風險等改革要想取得收益,必須要建立在政府行為模式有較大改變的基礎上,否則銀政關係、政企關係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