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副部長級經貿磋商已經結束，接下來輿論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30日至31日率領中國代表團赴華盛頓進行第二輪磋商。根據中美日前發布的有關“北京回合”磋商的結果看，基本上可以確定，雙方代表根據中美兩國元首去年12月在阿根廷達成的重要共識，進行了三天認真、全面和深入的“交換意見”，磋商的氣氛是良好的，討論的內容是廣泛的，達成的共識也是積極的。

但是，由於“北京回合”畢竟是中美90天談判的初次接觸，雙方參與磋商的級別相對較低，因此，這次磋商仍屬接觸性對話，未來雙方“高級別”磋商才會真正觸及更敏感、更複雜、更困難的難題。

從匯總各方的報導來看，“北京回合”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再次確認並確保雙方的磋商是按照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進行的，以避免出現偏離“重要共識”方向之外的狀況。這是雙方磋商、談判的重要前提；二是雙方各自提出需要磋商和談判的議題，列出非常具體的“問題清單”逐一討論，在此基礎上，梳理出“緩急”和“難易”秩序後進行後續深入談判；三是美方代表團將根據特朗普總統的指示，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重點和難點都在第二方面。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聲明，美方明確提出了中國需要在“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網絡攻擊和出於商業目的的網絡竊取機密、服務業、農業這些問題上必要的結構性改變”，及“重點討論了中國對於從美國購買大量農產品、能源、製成品以及其他產品和服務的承諾。”

美方試圖把兩國經貿領域分歧引向干預中國內政事務上去

從中不難看出，美方正試圖把屬於美中兩國經貿領域的分歧，轉引向直接介入、干預屬於中國內政事務上去，而且態度和立場非常強硬。美方把“經貿分歧”與“干涉內政”掛鉤的做法，使得整個磋商變得日益複雜起來，也將陷中國於被動之地。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國內經濟結構調整，並且不斷加大市場對外開放的力度、速度和廣度，即便在自身各項開放與監管措施仍未完全健全時，考慮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和長遠利益，以及外國投資者的合理要求，進而分階段、不同程度地持續對外開放市場，這不僅包括農業與工業、能源、汽車、家電等商品市場，也包括了金融、保險、醫療服務、文化產業、財務、稅項與法律中介等服務行業。

可以說，經過改革開放40年，中國正按照自己的改革設計方向、經濟發展進程和結構調整時間表，穩步推進投資與市場的對外開放。但對此，美國仍對中國抱有不滿，特朗普更把加徵關稅作為逼迫中國結構性變革的手段，試圖以此完全顛覆中國的經濟改革規劃。實際上，美國加徵中國進口商品關稅，表面上看是要平衡兩國貿易逆差，但實際上真正的意圖是迫使中國按照美國的要求和時間表進行結構性變革，達到符合美國單方面利益的目的。

筆者認為，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近20年來，的確在解決市場准入、保護知識產權及貿易平衡方面，與主要國際夥伴的期待有較大差距，中國本應更早地解決貿易失衡問題。但由此而指責、甚至企圖懲罰中國，並不客觀合理。在貿易結構性失衡方面，全球製造業分工、產業鏈佈局、勞動成本差異與貿易互補模式等，都是造成中國對外貿易形成較大競爭力並從而長期保持貿易順差的原因。

然而，中國的貿易順差正在隨各種形成因素的改變而發生變化，特別是中國政府並不刻意追求順差，並努力減少與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失衡，這也是事實。例如，以美元計算，2018年中國的進口同比增長15.8%，出口只增長9.9%，貿易順差收窄了16.2%，為2013年以來最低，可見中國正在加大外國商品進口。如果美方試圖以加徵進口關稅強逼中國，中國實難以犧牲本國產業利益及國家利益相許。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對華強硬立場已超越中美雙方經貿領域，正走向直接干預、威脅中國主權與安全的政治範疇，這是中國完全不可接受的。例如，中國在建立健全有關保護外商投資利益、保護知識產權以及防止強迫性技術轉讓方面的立法工作，屬於中國司法建設的主權範圍，需要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時間表制定，不會也不應受外國壓力影響。

再例如，打擊網絡侵權與網絡犯罪活動、有序開放互聯網的准入，同樣涉及國家主權與信息安全問題，需要國際間的廣泛合作共同應對。任何單方面要求開放信息市場或無端指責他人網絡盜竊行為，不僅會增加雙方的不信任感，而且也難以通過有效合作解決實際問題。

在維護主權底線的原則下，中美經貿談判的確將會遇到難以想像的困難和挑戰。對此，筆者認為，美方正確的做法，應是把屬於中美雙邊經貿範疇的問題同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做切割，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不能指望通過加徵進口關稅而試圖逼使中國做出損害、甚至放棄主權管轄的決定。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日前發文表示，即便中國同意美國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國經濟仍會以兩倍於美國的速度增長。問題是，中國祇在乎經濟增長速度嗎？對中國來說，在涉及國家主權、發展權問題上，究竟是“速度”重要，還是“權力”重要呢？

筆者認為，比較“北京回合”而言，“華盛頓回合”才是中美經貿談判的真正“闖關”性談判，雙方在比較容易的方面（購買及購買多少）可以獲得更多具體進展；而在比較困難的方面（讓權及可容忍多少）仍舊面臨激烈爭論。因此，在未來中美談判中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並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仍是最理性、最實際的做法。

 （來源：聯合早報 作者是鳳凰衛視資深時事評論員，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