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中國籍國際法院院長:中國在聯合國得票高靠威望

 一身黑色西裝,紅色領帶,黑色皮鞋,92歲的史久鏞依舊保持著法官嚴謹的著裝習慣。

史久鏞(互聯網圖片)

生於動盪時代,求學海外,學成歸國,輾轉供職外交部,長期擔任外交部法律顧問。上世紀80年代,史久鏞擔任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工作組成員,1994年2月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2003年擔任國際法院院長,成為首個中國籍的國際法院院長。

祖國利益和國際事務,史久鏞用自己的學識、能力處理得游刃有餘。 “外交領域國家利益的捍衛者”是對史久鏞真實的寫照。 2018年12月28日,在改革開放40周年國際法工作座談會上,史久鏞談起過往40年,一副驕傲的樣子:“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國際法發展節奏非常快,又有豐碩成果。 ”

香港(互聯網圖片)

香港問題談判組成員 英國“交還”香港是勝利

在史久鏞的個人經歷中,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工作組成員的身份是繞不過去的。談起香港回歸,史久鏞就打開了話匣子。

1984年12月,中英簽訂《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這份聲明指出:中國對香港地區(即香港島、九龍及“新界”)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區交還中國政府。

然而,外界鮮有人知的是,這個聲明中“交還”這一表述拉鋸了很長時間。 “談判很曲折,談了差不多兩年,最後階段談了好幾個月。”

當時英方主張的表述是“放棄”,即放棄涉及香港問題的《南京條約》等三個條約。但中國政府堅決反對這三個不平等條約,認為是無效也是非法的。英國統治香港,是因為清朝政府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把香港割讓出去了。 “香港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一直對香港擁有主權,中方從來不承認這三個不平等條約。”史久鏞說。

“‘交還’這個詞,意味著香港是英國從中國拿去的,現在要還回來,這也是我們的勝利。”說到這裡史久鏞笑了。

他指出,在中英聯合聲明中,雙方各自明確陳述,有別於國家間曾使用的“廢除舊約、訂立新約”方式,在國際法領域具有重要開創意義。

回歸後,香港是否仍以單獨關稅區身份繼續留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成為重要議題。

史久鏞曾寫下了一萬餘字《香港與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長文,專門論述此問題,力陳應使香港先以中國香港單獨關稅區名義參加關貿總協定的意見:香港要繼續保持自由港的優勢。這個建議最終被決策部門採納,也助力了香港經濟的騰飛。

 

聯合國(互聯網圖片)

任職聯合國國際法院 潘基文曾評價他工作“令人欽佩”

 1994年,史久鏞被選為國際法院法官,2003年2月,已經77歲的中國籍法官史久鏞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這是國際法院1946年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法官擔任院長。

被提交至國際法院的案子,不論是訴訟案還是諮詢意見案,都涉及復雜的法律問題和領土主權等國家核心利益,法官需要閱讀大量材料並親自撰寫判決,工作繁重。在擔任院長期間,他參與審理了多達16宗案件,包括巴勒斯坦隔離牆諮詢意見案,這在法院創下了歷史紀錄。

2010年,當史久鏞從國際法院卸任之際,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評價他“致力發揮國際法院在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領域的角色”,工作“令人欽佩”。

重回外交部  對涉國家利益重大法律問題盡其所能

從海牙回到北京,史久鏞並沒有“閒下來”。 2010年6月,他接受時任外長楊潔篪聘請擔任外交部法律顧問,此後又應邀擔任外交部國際法諮詢委員會顧問。

21世紀以來,維護我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工作日益突出。

作為外交部法律顧問,年過九旬的史久鏞會手拿放大鏡,一字一句地研讀數千頁的材料,逐句逐段地審核文稿。

有次因意外腿部受傷,行動不便,他仍堅持拄著拐杖前往辦公地點。實在無法前往的情況下,也要以口述錄音的方式將相關意見送給有關部門參考。

“在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法律問題上,我願盡己所能,繼續為國家建言獻策。”史久鏞說。

史久鏞認為,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國際法發展節奏非常快,成果豐碩。在條約法方面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在許多重大案子中都取得成果。

國際法的研究,自1978年以來,各個高校國際法課程開始開放,國際公法、國際經濟法等課程在大學裡講授,這是一大進步。國家還成立了中國國際法學會,創辦了《中國國際法年刊》,水平很高,並與國際的交流日益密切。後來英文版《中國國際法年刊》發展得很好,水平很不錯,在國際上聲望很高。我可以說《中國國際法年刊》名聲是高於《美國國際法期刊》的。

此外,中國成立了廈門國際法高等研究院,專門培訓發展中國家青年國際法學者,邀請國內外國際法專家、教授講課。這個法學院現在的名聲很好。

在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的選舉中,中國每次選舉都得到高票。有一次日本大使宴請中國大使,問中國究竟送了多少錢,得票那麼高?史久鏞當時一听就笑了,回應說,中國從來不賄賂,完全靠國家的威望得到支持。